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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光背叛了我。

《送别》

  我经历过两次送别。
  第一次是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那是父亲在十八岁以前生活的地方。奶奶过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第一次请了整整一周那么长的假,来到这个我从前连过年也不大愿意来的地方。
  虽然我喜欢山脚下坑坑洼洼的泥巴小路,喜欢大片的竹林和水塘,喜欢一望无垠的田地,也曾穿过屋后的小径,爬上垂直的泥坡,穿过成排的田埂寻找一片池塘的源头。但我讨厌屋子里散不去的香烟味,讨厌费力去听方言却依然鸡同鸭讲的感觉,讨厌时时都不得不应付的势力而恶心的小人,讨厌面对即使是称得上和善的陌生人。
  这一次我没有理由拒绝。
  那时候父亲还开着那辆蓝色的车,车厢里坐着一家五口,显得格外拥挤。六七个小时的车程第一次显得那么漫长——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一个人真正感到难过,但还是配合着他的情绪。
  那天是二月二十二日,我记得特别清晰,因为车载电台的广播里主持人作着琐碎的调侃,那是耐不住寂寞的我当时唯一可以倾听的声音。
  白色的、潮湿的、喧哗的世界。
  事实上爷爷奶奶彼时已经双双罹患胃癌长达几年时间,尤其是奶奶病情恶化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一天近在眼前了。
  一进门便是灵位和棺材,两排花圈和一大块白布,摆在奶奶生前住的房间里。那时候我看着被盖住的棺盖,觉得它看起来和便利店里储存雪糕的冰柜简直一模一样。我和母亲坐在旁边的长凳上,小姑与她攀谈,我并没有兴趣去听。我的伯母——在我印象中那个自私又恶毒的女人——不停地进行着虚伪的啜泣。小姑说着说着又想起了什么一般流下几滴眼泪,我努力掩饰自己的心不在焉感受此刻的氛围,觉得自己也应该至少装出点伤心难过的样子来,但没有演员天赋的我实在是没办法哭出来,于是抱着母亲的腰把自己的脸埋起来。我非常讨厌母亲身上的味道,但她腰上的赘肉不多不少正好够我舒服地靠着。大概我的演技实在太差了吧,谁也没从我的表现里读出什么难过来,只当我是吓着了。
  小学的我是班里数一数二的那种聪明孩子,所以老师几乎没怎么给我留作业,印象中我似乎是每天趴在窗边练练字做做练习册就糊弄过去了。更多的时候我跟着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的奔走祭拜,经过一个又一个不认识的坟墓,也见到了刻着我错误名字的祖坟。在他们眼里那似乎也不算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因为父亲是入赘女婿,我跟母亲姓苏,但是在老家的祖坟上有须得姓方,于是他们就随意取了我小名“妮妮”中的一个“尼”字刻上去。我第一次见到它,由于刻了太长一串族谱以至于我和堂兄堂姐的名字几乎要埋到泥土里去。于是我不由得想等到我们的下一辈该往哪刻呢。我问了,但谁回答了我,回答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丧乐特别特别的吵,女人们哭得极其夸张。大伯甚至扑到棺材上痛哭,哭到要别人来拉开他。眼泪是见着了,是不是真心的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个人拿着长长的名册翻来覆去地念,像快板那样富有节奏感,虽说是方言我却大部分能听懂,现在想来好像也可以算民间艺术的一种。然而看不懂这些传统而繁琐的仪式的我只听从着叮嘱在自己被提及时上前往一个篮子里丢一些小面额纸币。堂兄被念到了许多次,但那人估计是看我还小不懂得处理场面,只提了一两次。
  后来爷爷又独自过了几年,在我初一或者初二的时候去世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进行一次隆重的道别,我自己也未曾将那次已经没有印象的葬礼当成一次真正的送别。我与爷爷奶奶从小不曾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不是男孩子,他们也谈不上多么喜欢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是“以后大概再也不用去安徽了”。当我向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倒比我本人强烈,无论我怎么解释血缘与亲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都显得像是我在故作镇定一样。

  第二次是九十多岁的外曾祖母过世,我们这里习惯的叫法是“太太”。死因是常年吸烟导致的肺癌,也可以说是她已经太老了。
  我家在闵行区的房子是城乡结合部居民区的独栋,大概是在初中毕业之后搬出那里的。小时候太太和我们住在一起,大家的卧室都在二楼,只有她睡在一楼。她的房间不大,常年弥漫着散不掉的廉价烟草气息。因为蚊帐架得很高所以显得屋顶有点低矮。衣柜上有一面不甚干净的全身镜。床头边上的柜子很宽,宽到挡住了一部分通往储物间的另一扇门,上面堆满了针线布料和一些我从未看见过的杂物。
  她喜欢对着我唠叨些陈词教条,在受到反驳或者无视之后又独自在一边生气,口中念念有词。她坐在门前一张很老很旧的藤椅上晒太阳或者睡午觉,有时候艰难地戴着眼镜拿起报纸读些什么东西,又总有看不清楚的字句要拿来问我。她搬走之后那张藤椅也被收进角落里吃灰多年,一直到大扫除的时候争论起要不要扔,我才迟钝而麻木地想起,以前我要是对她再好一点就好了。
  那时候她对我来说是那么的可有可无,以至于她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搬去宝山的儿子家,那之后我又有多久没见她,一概都没有记忆了。
  后来我只在春节前后跟着外婆去宝山在舅公家住上几天,名为探亲实际上只是躲避父母和寒假作业,顺便收一些压岁钱。太太白天总是在小区里的麻将房坐着,自己打不动了就看别人打。即使是病了烟也还是照样抽得厉害,只有我在的时候会稍稍顾忌一些。
  有一年春节没去,下一年再去的时候已经是去收病危通知书的了。
  那段时间奶奶经常没日没夜地在两个家奔走,和弟弟妹妹轮班照顾母亲,大约也没妄想能治好,只盼她走得安稳些。
  我们换了几辆公交和轻轨,站台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以前高架桥下那个推着车卖烤红薯的人不见了。
  公交车站下了好大的雨。
  我们住在舅公家里,睡在太太原本的床上。大约大家都是知道她无法再回来了。上回来的时候她还坐在沙发上抽着烟,那气味呛得我躲进了厕所里,此时没了尼古丁的屋子倒显得空了许多。外婆一放下东西就和几个妹妹匆匆忙忙赶到医院里去了,几天里总共也回不来五六次,剩我和多年未见的小舅舅在屋子里抱着手机互不搭理。
  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我正看着《国家宝藏》,暂停了视频,不用摘耳机也能听清谈话的内容,说是大约快不行了,要收拾寿衣赶去医院了。
  我换好了衣服背起没装什么东西的双肩包,说我也要去。

  太太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姐姐,在此之前都相继离世了。
  她的妹妹是个稍微有些胖的、慈祥的老人,住在上海的市区,在我小的时候还与我家多有往来。后来不常见了,她也还是很疼我。只是时隔许多年在我快要对这个人失去印象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她肺癌晚期的消息。
  小时候很讨厌医院,长大了以后渐渐竟有些喜欢。白色的、安静的、令人联想到死亡的世界。
  她见到我时竟露出了欣慰的笑,眼里满是慈爱。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些内疚,这么喜爱我的一位老人家,我竟几乎不记得她了。她说我长高了,问我近况如何。
  可她病得太重了,只是说这几句话都有些吃力。
  走出病房的长廊,父亲低头对我说,你看这些老人,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去了。我不动声色,心头却实实在在颤了一下。
  不出所料,我再没见到她。

  相比起来太太的姐姐是更遥远的记忆了,小时候她家和我家住在一个镇上。在我印象中那是一位健朗的老人,时常走上很远的路来我家探访,拄着拐杖,精神矍铄。
  我也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来了,或许是太太搬走之后。那以后我极少再见到她,直到前两年外公突然告诉我她去世了。而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这也是我见太太的最后一面。
  我们一群人是提着大包小包走路去医院的,病房里有好些人,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太太插着输氧管,穿着尿不湿,已经神志不清。闭着眼睛像是在做梦一般紧紧握住外婆的手,用含糊的方言说着我听不清的凌乱话语,满脸都是泪水。
  我想她大概真的是很痛苦。
  听到外婆说我来了,她喊着我的小名,告诉我小姑娘不要被骗了。我答应着握住她的手,布满皱纹,骨节凸出的苍老的手。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却握得我生疼。
  夜深了,她的儿女们全都留下来守着摇摇欲坠的心电仪,小舅舅送我回了舅公家。

  下一次是父母驱车带着全家赶来参加葬礼。
  一切井井有条,是早都安排好的。停车位旁边摆着一排花圈,等人到齐了,舅公一摔碗,一大群人便一起跟着上了大巴。
  也没有多少严肃悲痛的氛围,一路上吵吵嚷嚷,像是一次最自然不过的出行,出殡的仪式也很简洁。只是放着丧乐的时候,要让年幼的弟弟忍着不出声实在并非易事。这样沉重压抑的氛围对孩子来说还太难以承受。
  我们列着队围绕太太的遗体最后看一眼,几个老人一时间泣不成声。她的脸经过化妆后异乎寻常地白,还透着红润的光泽,是为了让在世的亲人知道她走得安好。我知道她或许直到心脏停跳的那一刻都饱受痛苦折磨,好在至少此时此刻,她获得了解脱。
  她的直系亲属跟随到了火化室门口,齐齐俯跪在地上,严肃得陌生。我远远看着这一切,突然在想,尸体被灼烧的时候会不会有痛觉呢。
  绕过锅炉房,殡仪馆的后巷潮湿而凉爽。一群一群人排着队等待领取骨灰,为首的人手里都捧着遗像,苍老的和年轻的脸。
  当一个人死了,他就死了;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他就永远死了。
  我在来回的大巴上学会了一首粤语歌。

  葬礼结束后父母和外公带着弟弟回家了,我和外婆留在舅公家里首夜。说是守夜,其实不过是吃着零食玩手机,偶尔换柱香混过了对我来说最平常不过的一夜。代价是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便撑不住趴在餐桌上睡着了,不过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我也懒得去听亲戚们对我“孝心”的称赞。
  我没有哭,也没有特别难过。只是很感慨,还有一点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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